三星堆考古：蜀王曾助武王伐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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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四川广汉约三四公里，有三座突兀在成都平原上的黄土堆，三星堆因此而得名。

1929年春，当地农民燕道诚在宅旁挖水沟时，发现了一坑精美的玉器，由此拉开三星堆文明的研究序幕。1986年，三星堆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的发现轰动了世界。近年来，在先前发现的两个坑附近，又陆续发现6个类似的祭祀坑，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

(相关资料图)

琳琅满目的古蜀铜器，似曾相识的神兽造型，引人注目的铜人发式，遐想无穷的网格之器，充分展示出古蜀文明的博大精深、神秘诡谲、空灵飘逸的风采。

2023年，三星堆新发掘的6座坑进入资料整理阶段。

著名考古学家、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暨南大学客座教授卜工近日就三星堆出土文物与其他同时期文物的情况，撰写了古蜀文明深度研究的新作，红星新闻在此刊登，以飨读者。

三星堆宝藏与武王征商

文/卜工

古蜀文明深度研究的关键是要把握好“两个逻辑”。其一是三星堆宝藏坑的材料逻辑，其二是古蜀牧野参战的历史逻辑。

武王征商创造了以少胜多的牧野奇迹，是中国古史上革故鼎新、扭转乾坤的重大历史事件。古蜀因此名扬天下。《史记》没有具体说明当时蜀有多少人马，何时进入关中，驻扎在何处等。不过，这并不影响此战胜利的历史意义和古蜀的杰出贡献。随着中国考古的重要发现不断增加，写史能力不断攀升，周蜀交集互动的真情实景逐渐浮出水面，三星堆宝藏的前世今生才被深度研究发掘出来。

发现一

1974年陕西宝鸡茹家庄、竹园沟、纸坊头等地发现弓鱼国墓葬。共清理发掘墓葬二十七座、车马坑二座、马坑四座。铜器铭文表明，他们在西周时期称弓鱼，第一代弓鱼伯在文王时期进入宝鸡散关一带，文化基因显示他们曾经是四川广汉三星堆古城的主人。据考，周文王姓姬名昌，在位50年，生活年代在距今3152——3056年左右。

西周早期装饰品牛头蚌饰(宝鸡市竹园沟出土) 图据视觉中国

发现二

1976年陕西临潼零口镇出土“武王征商簋”，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西周的利簋。器内底铭文4行33字，记载了甲子日清晨武王伐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夏商周断代工程认为利簋的“甲子”，即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是商周两代王朝精确的年代分野。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西周利簋 图据视觉中国

发现三

1986年三星堆两座宝藏坑惊天发现，揭开长江文明数千年积淀的冰山一角，惊醒巴山蜀水，惊艳中华大地，古蜀文明的体量与高度完全颠覆了以往的认知，洞见历史迎来崭新机遇。2020年宝藏坑发现的数量增加到8座，其碳十四年代测定为距今3200——3000年间。

三星堆8号坑一角 摄影 王勤（资料图片）

这三大发现时间上前后衔接，内容均与古蜀相关，目标都指向武王征商，形成先后有序的时间链条，是解密三星堆宝藏坑的重要线索和主要抓手。

第一，祭祀器物与宝藏

三星堆宝藏坑发现以来，五花八门的研究曾推出种类繁多的名称。祭祀坑、火葬坑、陪葬坑等都是研究者根据自己的臆测和猜想给出的概括。直到《三星堆祭祀坑》的出版，这批宝藏属于“祭祀坑”遗存才成为主流认识。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看似成为定论的祭祀坑说也面临着“器物坑说”的质疑。2023年新发掘的6座坑进入资料整理阶段后，宝藏坑的认识便呼之欲出了。显然，名称的变化反映出对三星堆宝藏内涵理解的日趋深化和不断升级，是古蜀文明深入研究的必然结果。

原因之一，是这些坑里包含有很多其它文化的因素。而中国古代祭祀仪式通常是只使用自家器物。《左传•僖公十年》“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记载，是古往今来祭祀仪式的基本原则。所以，拿别人的东西为自己的祭祀服务，完全有违于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和制度规定。

原因之二，这些坑中埋有大量金玉饰物，只是表现豪华炫丽、珠光宝气的氛围，与庄严肃穆的要求差距很大，大量工具的存在也似乎与祭祀活动没有直接关系，而是一种社会的风俗与时尚。

三星堆的金器（资料图片）

原因之三，宝藏坑掩埋着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各种门类的工艺技术，冶铜、纺织、攻玉、习俗、歌舞等等。例如，神树就是表达精神观念的，将其埋入地下，意欲何为？真的令人匪夷所思。所以，把宝藏坑里的精灵古怪、神秘莫测统统说成是祭祀行为值得商榷，至少不那么缜密。

其实，在中国上古时代，但凡举行仪式都要经过燔烧瘗埋的程序，包括葬礼、联盟、联姻、祈年等活动，简单地用祭祀概括就难免失之于笼统。考虑到1929年三星堆月亮湾燕家院子的玉石器坑，1934年华西大学在燕家地里的玉石器坑，1964年月亮湾的玉石坑，1974年梭子田的玉料坑，1987年仓包包的玉石铜牌坑器类相对简单，远不如宝藏坑内涵丰富，况且，对于三星堆先人而言，他们只知宝物而不知何为器物；就今日研究来看，宝藏坑更符合实际，更容易显示与以往的区别，震古烁今的意义更加强烈，历史沧桑感更加浓郁。

第二，年代排列与主题

三星堆8座宝藏坑能够分为两个阶段。早期6座，K1——4、7、8；晚期2座，K5、6。早期6坑是三星堆宝藏坑的主体，其特点：一是排列有序，成双结对，两两相配的特点十分显著。二是每座坑都有自己的使命，或埋藏国家重器，或一代蜀王生前至爱，主导性的领军器物表明，同为宝藏但其主题各有不同，绝不重复。三是不同单位的宝藏有彼此呼应，完全是为同一个目标所安排，堪称大体对称，内有联系，珠联璧合。值得重视的是，此6坑为统一规划，分阶段完成。先是K1，再是K4，最后是K2、8、7、3。

K1金纸盟图。是解读三星堆宝藏坑的钥匙，也是北上出川历史事件的缘起与发端。看点是矢、鱼、鸟的关系和蜀王监制的标记。

金纸盟图

K2巡游动员。五大板块，两套人马，既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巡游阵容，又有“前歌后舞”的古蜀特色，是宝藏坑暗藏玄机的杰出代表，为归纳升华宝藏坑的主题意识提供了想象空间。

古蜀方阵规模动员

K3蜀王标配。此坑有两件重器。一是形体硕大的铜人面具，此器排在三星堆同类器之首，系蜀王的配置，见其如见蜀王，因此，此器御驾亲征的含义十分明显。二是骑兽顶尊铜人尤其抢眼，蜀王挂帅旗开得胜、痛饮庆功酒的寓意深刻。

蜀王来也（铜顶尊跪坐人像）

K4斥候探路。此坑位列前排，是K1之后的重要举措。3个扭头跪坐铜人是本坑的主题。用辫发长短表现一个“特殊三件套”，说明他们是一级组织，即文献中被称为斥候的侦察兵。他们一步三回头的姿态，活灵活现地表达出对三星堆古城的深情依恋，和对蜀道艰难的忧虑。

扭头跪坐铜人 摄影 陶轲 （资料图片）

K7铜网神龟。这是极为罕见的器物，有两块大小基本一致的青铜网格，像贝壳般上下扣在一起，两块青铜网格下方接合处，还有门栓状的“活页”将其锁住。其“四角”没有支架，而是四个龙头型的装饰物，方向一致朝外，龙头向上昂起。一块大玉石置于其中，此器的详情有待资料的公布。但却令人想到了凌家滩玉版夹在玉龟壳中的情景。此器很有可能是件卜问吉凶的宝物。

K8神坛问道。神坛主体虽然仍不完整，但可以看出其结构大致分为三部分——最下面是方形台基，方形台基上有12个小人，分为3组，每组4个人，动作和服饰各异。有的是跪坐，脸朝外，双手呈持握姿态；每一面的正中间还各有一个坐姿的人，发型和身上的衣服都很特别；另外还有4个人跪在立柱上，肌肉线条明显，样貌颇为强壮。一众人马簇拥着神坛，铜人头像、铜人面具与K2同类器基本相同。此坑的场景语言有待资料全部发表。

神坛 资料图片

晚期的K5、6规模相对较小，形制也有不同，加之层位关系较晚，埋藏器物很少，其文化性质的归属当根据正式发掘报告定夺。此两坑与一些地区先秦墓葬掩埋后，再于墓上挖坑坎置器物的追祭意义相同。

“体系庞大，特征鲜明，兼收并蓄，积累多年”是对宝藏坑资料深入研读的整体感受。所谓体系庞大，是指巡游队伍的人员、器物数量之多，所含内容非常丰富，与中原地区宗庙祭祀差别很大，巡游移动的特征十分显著。如果按K2古蜀方阵器物板块排列组合的思路，那么，其它几座器物坑明显具有连续性特征，后续队伍可能是K8的神坛问道、K7铜网神龟、K3骑兽顶尊蜀王来也的方队。 

所谓特征鲜明，是指青铜器的标准化特征，阵容结构的对称性特征，能拆卸组装的移动性特征，别开生面的造型特征，故事性叙事性极强的情景特征。这些特征集中到一点，就是强调坑中宝物不是杂乱无章、随意丢弃的，而是按固定顺序组织编排、有条不紊从容放置。其中，虽有精品文物是过去未曾发现的，但在长江中游地区的高庙、石家河文化中却是有线索可循的，所以，天外来客说、西方使者说均是不符合中国考古实际的无稽之谈。

所谓兼收并蓄，是指宝物的编队中既有夏文化牙璋，又有商文化的青铜尊罍，还有长江中游的面具、酒器等多种文化的因素。其年代有早晚，其谱系有区别，既是多年积攒的家底，又是文化多样性的生动写照，社会生活场景很接地气，十分给力。不过，古蜀巡游仪仗的冰山一角已然露出水面。

三星堆发掘现场 资料图片

用场景说话是三星堆宝藏坑别开生面的叙事方式，其主题的概括是解读的重中之重。这是K2研究的重要启发。若干宝藏坑组成大场景，每座坑是中场景。每件明星器物及其组合又构成基础单元的小场景，是众多的主题烘托下的连续性极强的整体，包含多方面的故事内容与情节，是古蜀独特仪式活动，是古蜀特有的节日。所以，三星堆宝藏坑表达的是一种社会生活方式和传统习俗的理念，而非具体的神祗。这是观察三星堆宝藏坑性质的出发点。

第三，古蜀矢族与周人

人是历史的主体。历史的逻辑往往隐藏在资料的逻辑之中。所以，提倡研之有物、透物见人，由人及礼，礼证中华的理念。

K1是三星堆宝藏坑的重中之重和灵魂所在。所有谜底都隐藏在那根所谓的“金杖”中。此器无杖头也无柄持部分，实际上是为保护金纸及其刻图免遭破坏才卷成棍状。所以，开卷有益，图鉴如斯。其上有两组相同图案，都是上方为两背相对的鱼，下方为两头相聚的鸟，与一支箭的关系，鸟的颈部和鱼的头部被箭所压，箭头插入鱼身。最下一组线刻三个左右对称、头戴五齿高冠、耳垂系条形耳坠的人头，只有居中者全脸，左右两边的都只有半张脸。其形状与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冠图案基本相同，应是古蜀王徽，蜀王监制的含义正是题中之意。其工艺技术，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三星堆金杖 图据视觉中国

此图绝顶重要。否则，第一便不会錾刻于金纸之上。第二便不会施以蜀王监制的标记。如此重要的见证必与国家大事相关。“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在戎先，尤其重要，不战而屈人之兵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智慧的基本理念。若然，此图乃是蜀王与矢族盟约的见证。商周时期蜀道之北恰有以矢为族徽的邦伯，据传世铜器散伯簋铭文，可知矢为姬姓，与纸坊头第一代弓鱼伯联姻。此后，与几代弓鱼伯联姻的夌国、井叔家族，亦为姬姓。其中，弓鱼伯之妻井姬，井伯或井叔之女。井伯、井叔为周公后裔，在周邑畿内为王室重臣。此墓出有铭文铜器十件，地位十分显荣。周蜀密切关系由此可见一斑。因此，“金纸盟图”是理解蜀王决意出川，鼎力援周的关键所在。

古蜀与商王朝的敌对关系也是不容忽视的历史事实。川东有商人的盘龙城，川北有城洋青铜器，打压封锁古蜀的态势非常明确。古蜀仅凭一己之力显然难以突围。对此，古蜀的强烈反弹也表现在自己的礼仪生活中。三星堆不是没有商代铜器，而是不用商人礼制，他们津津乐道的骑兽顶尊完全是商礼所不能接受的恣意妄为和亵渎神灵。而一旦有机会与周人联手抵抗商朝，当然不能轻易放过。但是，抉择的难度委实超出想象。前途未卜决心难下，撇家舍业故土难离，攀援蜀道关山难越，此三者就是在今天看来依然让人谈虎色变，望而生畏。

值得重视的是，宝藏坑的先后顺序可以理解为历史抉择过程的时间表：

次序1决定出川。K1金纸盟图是见证；

次序2勘察路线。K4斥候回禀勘察结果；

次序3全城动员。K2巡游方阵正是此意；

次序4神坛问道。K8意在求助上天护佑；

次序5测算运势。K7铜网神龟指引迷津；

次序6蜀王挂帅。K3巨型面具就是象征。

上述活动的时间先后说明：距今3100年前后，三星堆古城曾几次为北上出川的历史抉择举行咨询祈祷与告别的仪式，倾城倾国的巡游宣传，挨家挨户的广泛动员，以必死之决心，换中原之易帜。显然，一诺千金、诚信第一是蜀人矢志不渝的坚定信念。他们把重重疑虑和镇国宝藏深埋地下，带走的只是信念与决心，“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英雄气概扑面而来。

第四，川西关中与天下

三星堆全城动员，从川西迁至关中的历史事件文献没有记载。但三星堆宝藏坑的发现与研究却将其与历史文献有机地联系起来。最值得庆幸的是，参加牧野之战的古蜀援军已经被中国考古真实地揭示出来。那就是1974年陕西宝鸡纸坊头、竹园沟、茹家庄发掘出的弓鱼国墓葬。

资料显示，弓鱼国以三星堆人为主体。以往，人们是通过蜀式戈、尖底器推测其族源的。现在三星堆大量青铜器为制度基因的研究提供了更具体的线索。古蜀将自家礼器全部埋在三星堆，可能是出自周蜀盟约的规定或入乡随俗的自觉。所以，在茹家庄等地墓葬中，弓鱼国首领清一色地使用周人礼器和鼎簋制度，但物质外壳之内跳动的依然是古蜀心。纸坊头弓鱼伯墓出土铜器均为商末周初作风，两件簋均圆侈口，鼓腹较深，高圈足，两兽耳有长方形垂珥，下有四方高座，其器形与武王时期标准器利簋、大丰簋风格相近。这种方座簋是周人典型的礼仪重器。但三星堆特有的神兽纹、虎形饰、卷云涡纹、夔龙兽面、臣字纹一应俱全。其中，弓鱼伯四耳方座簋（BZFM1:6）（见下图)的卷云涡纹间夔龙纹饰非常醒目，似曾相识。前者在三星堆器座与器顶的部位习见，后者的造型让人迅速想到那里青铜兽面具的夔龙额饰。古蜀风采依旧是那样的韵味十足。

弓鱼国与三星堆青铜纹饰的联系

这种情况在商周青铜礼器中极为罕见。过去，这些纹饰虽然已经引起研究的重视，但囿于不知其源，故难解其意。现在，有了三星堆宝藏的新认知，其高调宣传结盟的用意就一目了然了。他们把“我是谁？从哪里来？”浇铸在礼仪重器之上，不仅仅是表达浓郁的思乡情结，更是要告诫后人周蜀结盟兹事体大，巅峰时刻牧野鹰扬。

二是举手投足尽是古蜀传统。发饰和标志性的动作都是古蜀传统。古蜀男性辫发的特征深深地烙人首銎內铜钺之上，其两侧的虎型装饰、钺面上的面具纹饰都是三星堆金沙遗址习见者。车马器上的铜人圈手依旧是三星堆青铜大立人的标准造型，举手投足间，尽显古蜀的豪迈。

举手投足本色流露

三是巴蜀兵器独树一帜。研究表明，弓鱼国墓葬有两种风格迥异的兵器。一类是以蜀式戈、柳叶形青铜短剑、舌型铜斧为代表，此类兵器风格全新，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是竹园沟墓地青铜兵器的主流，代表了一种不同于中原地区青铜文化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遗存。这类兵器并不陌生，梳理有关巴蜀文化的考古资料，可以发现，竹园沟、茹家庄墓地这种具有特异风格的兵器，广泛流行于四川川西平原早期蜀人活动的地区，被称为蜀式兵器或巴蜀式兵器。另一类是以中原地区周人勾兵传统风格的铜戈为代表，这类兵器在竹园沟早期墓地中居于次要地位。

弓鱼国墓葬证明，周人对古蜀加盟高度重视。因为他们对武器制造者求贤若渴。弓箭是冷兵器时代具有大规模杀伤力的武器，蜀人长期狩猎于深山老林，制作弓箭肯定是轻车熟路。周人关注的焦点正是其得心应手的强项。古文字研究认为，弓字有两类写法。一是弓上有弦（甲类），二是弓上无弦（乙类）。在甲骨文中虽都用作部首，但两者却有严格区分。前者系一张完整的弓，以其为部首者，都和狩猎、作战有关系。后者不是完整的弓，不能直接用于狩猎和作战，而与弓的制造有关。显然，弓鱼国职业特征早就不是秘密。

当初，周人为古蜀出川曾开出哪些条件，矢国是怎样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才斡旋成功？这些历史之谜可能永无解日。但是，弓鱼国墓葬的发现与研究表明，牧野获胜之后，西周王朝给与古蜀首领的回报非常丰厚。周王朝为古蜀功臣封侯赐爵已经兑现，五鼎的待遇世代相袭，名门望族纷纷联姻，轻歌曼舞左右伺候，功名利益滚滚而来，识文断字文明升级。

古蜀出川援手周人是史诗级别的历史壮举，是文明互动的经典案例，是彪炳史册的中华传奇。古蜀在融入文明主脉的历程中，惊世骇俗的历史作为及深刻影响远远超出了它自己的那个时代，三星堆宝藏为品味这段历史释放出难以忘怀的精彩片段：蜀王监制结盟图鉴是一，斥候探路规划行程为二，掩埋宝藏誓师出川属三，翻越蜀道征服天险归四，深居简出散关造箭是五，牧野甲子乾坤骤变系六。然而，更具心灵震撼力的是：向死而生的艰难抉择，勇于奉献的牺牲精神，浴火重生的铁血豪情，创造历史的胆略气魄。每每思之，无不令人荡气回肠，感慨万千。

感谢颜威先生绘图。

责任编辑 蒋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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