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小饭桌，青少年课后服务如何展开？

家长们下班，神兽们却已经放学了。孩子送到哪，特别是疫情之下，给了家长们出了一道考题，除了小饭桌还有什么更有利于孩子成长、更安全、更规范的选择呢?1月23日，在北京市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上，北京商报两会.三人行栏目邀请三位委员就青少年课后服务如何展开给出建议。

市政协委员、中同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欧阳继华：

锻炼+玩耍中学习>选什么样的课

据了解，共青团北京市委从2016年开始探索依托社区青年汇阵地开展儿童成长营地项目，并在寒暑假提供全天托管及课程，4年来共举办了270个班次。但由于开展青少年课后服务需要安全的环境、专业的师资、广泛的点位和长期的坚持，而共青团依托社区青年汇阵地点位有限，很多不具备开展服务所需环境，也不具备长期广泛开展的条件，发展到目前，在专业师资和课程安排上越来越无法满足青少年对课后服务的迫切需求。此外，根据项目服务过程中开展的问卷调查显示，在课后服务领域，有77.6%的家长接受收取一定的课后服务费用，同时，青少年最关注课程设计方面的内容，占比达68.23%。

市政协委员、北京市中同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欧阳继华在谈到如何开展青少年课后服务时表示，目前教育部门在青少年课后服务的落实上较为完善，但在进一步开展服务的过程中，还可以由民政部门引进更多的社会组织落地社区，开展此项服务。

“青少年课后服务选择什么样的课程?孩子的身体锻炼、相互交流关爱，人格的完整，我想是最重要，让孩子们在一起玩耍中互相学习和成长。同时，如果有更多的社会组织进入小区，加强对青少年的课后服务，还有助于邻居间通过孩子们之间的交往建立起深层次的交流和联系。在一定程度上，还能促进小区居民之间和谐的邻里关系，从而助力社区治理，激发社区活力。”

同时，作为一名律师，针对提案的落实和法律保障等方面的相关问题，欧阳继华还建议，在开展青少年课后服务的过程中，学校及社会组织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学生发生意外事件。“不论是学校还是社会组织，从学生保障的角度出发，要积极与保险公司主动联系，为孩子提供保险保障，如果这方面的保险保障不完善，就要推动保险公司提供相应的险种。”

此外，欧阳继华特别建议，希望教育部门要给相关组织方及学校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与背书。“有关部门在接到家长投诉后，要谨慎问责学校，为学校这样的组织方、场地方提供一定保障。”

市政协委员、北京好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姜海琳：

借助学校场地引入第三方专业课机构

市政协委员、北京好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姜海琳指出，目前课后服务的现状是，部分学生无奈选择在校外机构进行课后活动。这样开展课后活动，一方面家长会担心孩子的情况，另一方面校外的各类机构良莠不齐，在硬件条件和防护措施等方面都远不如社区和学校。

“我认为，如果能借助学校的场地与设施，引进第三方的专业课后服务团队，实施工作的效果会更好。”

由此，姜海琳也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充分利用校园平台，根据青少年特点制定多样化的课后服务内容;二是开放一些可以开展课后服务的社区场地和平台，发挥好社会的力量，但运营主体一定要资质良好，避免出现系统性的风险;三是研究研发课后服务的课程体系，开设一些如自我保护、兴趣培养心理健康等方面的项目与活动，从青少年身心健康和品德发展的角度去打磨课程。”

值得一提的是，共青团北京市委在本次政协会议上发出团体提案，建议教育部门充分关注到青少年课后服务的相关需求，在现有课后延长服务的基础上，建立小学阶段课后服务机制，同时，民政部门能支持指导能够提供青少年儿童课后学习服务的社会组织，规范社会组织成立、发展、业务开展，支持社会组织稳定运行、长期存续，促进北京市青少年课后服务的进一步发展。

市政协委员、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校长芦咏莉：

建立三点半课后课程研发团队

实际落地青少年课后服务面临部分现实问题，还需多方协调、明确职责划分。

据了解，2018年，北京市教委出台了相关政策，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匹配校内托管班，全市覆盖，解决“课后三点半”问题”。市政协委员、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校长芦咏莉介绍，实际上从2012年开始，北京市教委就已经开始推行试点工作，并在2014年借助“城宫计划”课程逐步全面推开，市、区两级的配套经费以北京市中小学生综合素质提升工程的方式，从2014年开始也全额下发到了各个学校。

芦咏莉表示，在北京市教委课后三点半托管专项的文件中，明确规定不允许组织课后补课、不组织文化课学习。“目前，我们学校整个课后服务的设计，是涵盖了德、体、美、劳四部分以及非遗、学校的特色活动和学生社团。并且，政策允许学校引入第三方机构，对这些机构我们学校还配套有自己的管理办法。”

在介绍完校内课后服务的现状后，芦咏莉还指出，在工作开展的实际过程中还有很多现实挑战。“实际落地的过程中，学校老师们面临非常大的工作压力。仅从工作时长看，小学老师通常7:20已到校，7:40已进班，在协助完成课后三点半服务后，很多老师每天在校的工作时长已达到10个小时。除了教师身份之外，这些老师也为人父母、为人子女，他们也面临着课后三点半子女照顾和子女教育的需求。所以老师们和家长们一样，在课后三点半的问题面前，也都面临着事业与家庭的冲突，”

“如果在短期内让青少年的课后服务实现质的突破，具有一定难度。”由此，芦咏莉也建议，未来可以进一步尝试探索以各级各类社会资源为基础，建立起课后三点半课程的研发团队，研发团队需要由市教委做专业的资质认定后，或直接提供课程服务，或组织相应的师资培训委托学校实施。“从职责划分的角度看，社会团体、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三方可以各自明确研发和培训责任、落地实施和审批监督的责任，以此为合力对于推进青少年课后服务可能会更有效。”

北京商报记者程铭劼赵博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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